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治理體系，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人民決定的。中國自己的路不是由所謂的「普世」標準決定的。我們看待問題，不能只看現象不看本質，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齊的認識。凡事一脫離實際，就不可能進入實踐，因為人民群眾不能接受脫離實際的政策，並一定要對其抵制。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他們對中國國情的感受是最深的。政策正確與否首先是由人民群眾判定的。目前西方推廣他們的「普世」標準，是有特定目的的，這就是要求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體制要以西方為絕對樣板。從目前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烏克蘭等國的實踐看，其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中國目前有人提出的所謂「憲政」，就是以西方的「普世」尺寸裁量中國，其目的就是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一切政治體制如不符合西方所謂的「三權分立」標準，他們就說你還不夠「普世」。這對中國是要命的事。
「久病成良醫，良醫治久病」，這句話講的既是實踐的道理，又是認識的道理。得過慢性病的人知道，治病方子不能一成不變，而要因時因地因人調整。我們當然不能讓別人拿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生活做他們的試驗田。前幾天有個同志從美國回來，帶著美國的觀念，他不看美國的國情，也不看中國的狀況，天然地就說中國不行，並以「昆明事件」為例。我說，「昆明事件」在中國是個大事。那在美國算不算大事？在美國橫掃十幾人的槍擊案已見怪不怪了。如此若用美國的標準來「普世」中國，中國顯然還沒有「達標」。事實上，中國整個來說治理得還是不錯的，中國沒有按西方標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歷史表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崛起，不按自己實際辦事絕無出路。鞋的大小只有自己的腳來試。
在中國歷史上占主流的認識論並不是什麼「普世」，而是經世的學說。「經世致用」一直是中國主流知識分子追求的境界。中國「四書五經」主張得更多的是經世而非「普世」的觀念。但也不能說中國沒有遭受「普世」之害。比如宋朝，宋人講的「天理」就是那時的「普世價值」，宋朝的知識分子很像今天滿口「普世」的「公知」：寧可「滅人慾」，也要「存天理」。人慾是講個性的，他們要滅掉，他們把女人的腳按一定的尺寸裹起來，這是真正的削足適履。
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與此同時，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天下只有一理」，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於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於「紙上空談耳」，誤國誤民，這是國家衰落的大問題啊！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後來，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鑑》。
人認識真理從而形成文化自覺，多在經歷災難之後。造成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宋明兩朝敗在北方游牧民族鐵蹄之下的痛苦經驗。宋朝的衰敗刺激了中國人的文化革命，其革命的起點就是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為什麼要求人們「正心」？「正心」就是講個性，講立場。「正心」然後才能有根，有根後才能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學問有了個性即立場的要求，只要你講立場，就要講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方法；解決矛盾有時是要帶刀子的。宋明兩朝的滅亡造成的知識分子的大覺悟，其表現就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大復興。你看王陽明，他本人一邊打仗一邊治學；明末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三個人都是大學問家，也都不放棄槍桿子。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就更不必說了。
英國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不信「普世」教條，萬物得親自經歷；美國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也是反「普世」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普世」的鬥爭中成長壯大的。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也要反對以西方為範本的教條主義。
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外沒有可借鑑的成功經驗，而是說我們不能以它們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和絕對標準。王明曾將蘇聯經驗絕對化，他們以蘇聯軍事理論為標準，說毛澤東不會打仗；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湘江，中央紅軍出去時八萬多人，湘江之戰後就剩下三萬多人了。在血寫的教訓面前，中國共產黨人擺脫了蘇聯教條的迷信，找到了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人將一些成功的經驗甚至是毛澤東思想「普世」化、教條化。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對此有深刻的總結，他指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向西方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也有些人開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們以西方為普世，以美國為絕對標準，似乎中國改革若不合美國的標準，就統統都不達標。這樣的結果只能使中國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在與「普世價值」、教條主義的鬥爭中成長的。黨史前半部分多是跟「左」的「普世價值」鬥爭，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主要是要與右的「普世價值」進行鬥爭。
毛澤東同志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的貢獻就是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不這樣，大家看看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等的下場。當時希臘共產黨在快要取得全國政權時指望史達林的援助，結果援助沒到，自己卻全軍覆沒。中國共產黨走自己道路。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史達林不說支持的話，中國共產黨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打過長江，解放了中國。
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黨的創立後的經驗教訓，說「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在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也要開展一場反對以「普世價值」為幌子的洋教條主義的啟蒙運動。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弄清改革要依靠誰、為了誰，誰是我們的階級基礎？蔣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為什麼走不下去呢？他沒有多數人的階級基礎，他的階級基礎就是中國的少數買辦，買辦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們表面上是坐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根部卻是接通到美國的，這樣的基礎當然不牢靠。毛澤東將人民作為新中國的階級基礎，這個國家就立於不敗之地。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符合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在一次會上有同志說，美國還有發展的餘地，因為它的技術潛力還在，其技術發明還有相當的空間。我說不對，資本發展的空間在於社會勞動可提供的剩餘價值的多少，只有技術而沒有剩餘價值，資本家是不會採納的。當今世界可為國際壟斷資本提供的剩餘價值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了，以至它們開始剝削到西方國家內部了，殖民地也開始向已開發國家逆推，要不美國人民為什麼要占領華爾街而不去占領白宮呢？這是一個重要現象，值得我們思考。
思考的核心在於是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機械照搬他國經驗問題。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前者是通往勝利的路，後者是通往失敗的路。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
（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所謂「普世價值」，其本質就是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中有「左」的教條主義，也有右的教條主義，這就是今天一些人不管經濟還是政治一律向西方看齊的認識。凡事一脫離實際，就不可能進入實踐，因為人民群眾不能接受脫離實際的政策，並一定要對其抵制。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的根本動力，他們對中國國情的感受是最深的。政策正確與否首先是由人民群眾判定的。目前西方推廣他們的「普世」標準，是有特定目的的，這就是要求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體制要以西方為絕對樣板。從目前一些國家比如利比亞、烏克蘭等國的實踐看，其結果都是災難性的。
中國目前有人提出的所謂「憲政」，就是以西方的「普世」尺寸裁量中國，其目的就是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制度。一切政治體制如不符合西方所謂的「三權分立」標準，他們就說你還不夠「普世」。這對中國是要命的事。
「久病成良醫，良醫治久病」，這句話講的既是實踐的道理，又是認識的道理。得過慢性病的人知道，治病方子不能一成不變，而要因時因地因人調整。我們當然不能讓別人拿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生活做他們的試驗田。前幾天有個同志從美國回來，帶著美國的觀念，他不看美國的國情，也不看中國的狀況，天然地就說中國不行，並以「昆明事件」為例。我說，「昆明事件」在中國是個大事。那在美國算不算大事？在美國橫掃十幾人的槍擊案已見怪不怪了。如此若用美國的標準來「普世」中國，中國顯然還沒有「達標」。事實上，中國整個來說治理得還是不錯的，中國沒有按西方標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歷史表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崛起，不按自己實際辦事絕無出路。鞋的大小只有自己的腳來試。
在中國歷史上占主流的認識論並不是什麼「普世」，而是經世的學說。「經世致用」一直是中國主流知識分子追求的境界。中國「四書五經」主張得更多的是經世而非「普世」的觀念。但也不能說中國沒有遭受「普世」之害。比如宋朝，宋人講的「天理」就是那時的「普世價值」，宋朝的知識分子很像今天滿口「普世」的「公知」：寧可「滅人慾」，也要「存天理」。人慾是講個性的，他們要滅掉，他們把女人的腳按一定的尺寸裹起來，這是真正的削足適履。
宋代哲學成就曾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與此同時，一些知識分子的思想認識離實際卻是漸行漸遠，唯心主義成了意識形態的主流。「天下只有一理」，這時的「理」，類似今天一些人講的所謂高於具體國情的「普世價值」。這導致宋代政學兩界空論風盛：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舉其末」，為政者則「好同而惡異，疾成而喜敗」。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徑與實際經驗嚴重脫節，這使國家許多官員的政治見識多流於「紙上空談耳」，誤國誤民，這是國家衰落的大問題啊！
人的思想及其理論一旦脫離實際，學風也就隨之墮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國家的衰落。與蘇轍同代的司馬光也感受到空談所謂「天理」給國家帶來的危險。在司馬光筆下的《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興衰，系民生休戚」的歷史事件，其目的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全書因事命篇，直面矛盾，沒有口號，絕無大話，更無空話，與當時那嚴重脫離實際、空論「普世」理學的學風形成強烈的對比。後來，中國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案頭首選多為《資治通鑑》。
人認識真理從而形成文化自覺，多在經歷災難之後。造成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自覺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宋明兩朝敗在北方游牧民族鐵蹄之下的痛苦經驗。宋朝的衰敗刺激了中國人的文化革命，其革命的起點就是王陽明的「心學」。王陽明為什麼要求人們「正心」？「正心」就是講個性，講立場。「正心」然後才能有根，有根後才能修身，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王陽明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學問有了個性即立場的要求，只要你講立場，就要講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方法；解決矛盾有時是要帶刀子的。宋明兩朝的滅亡造成的知識分子的大覺悟，其表現就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大復興。你看王陽明，他本人一邊打仗一邊治學；明末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三個人都是大學問家，也都不放棄槍桿子。清朝的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就更不必說了。
英國崛起之初，崇尚培根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不信「普世」教條，萬物得親自經歷；美國崛起之初也有杜威的實用主義，這也是反「普世」的哲學。中國共產黨也是在反「普世」的鬥爭中成長壯大的。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中國革命鬥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在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今天，我們也要反對以西方為範本的教條主義。
當然，這並不是說國外沒有可借鑑的成功經驗，而是說我們不能以它們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和絕對標準。王明曾將蘇聯經驗絕對化，他們以蘇聯軍事理論為標準，說毛澤東不會打仗；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帶向湘江，中央紅軍出去時八萬多人，湘江之戰後就剩下三萬多人了。在血寫的教訓面前，中國共產黨人擺脫了蘇聯教條的迷信，找到了毛澤東思想。「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些人將一些成功的經驗甚至是毛澤東思想「普世」化、教條化。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對此有深刻的總結，他指出：「對待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也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如果不顧歷史條件和現實情況變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針對具體情況作出的某些個別論斷和具體行動綱領，我們就會因為思想脫離實際而不能順利前進，甚至發生失誤。」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改革開放到今天，我們已向西方學到了不少好的東西，但也有些人開始走火入魔，忘掉了自己。他們以西方為普世，以美國為絕對標準，似乎中國改革若不合美國的標準，就統統都不達標。這樣的結果只能使中國的改革走向它的反面。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在與「普世價值」、教條主義的鬥爭中成長的。黨史前半部分多是跟「左」的「普世價值」鬥爭，在當前新的歷史條件下，主要是要與右的「普世價值」進行鬥爭。
毛澤東同志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大的貢獻就是實事求是，走自己的道路。如果不這樣，大家看看法國共產黨、希臘共產黨等的下場。當時希臘共產黨在快要取得全國政權時指望史達林的援助，結果援助沒到，自己卻全軍覆沒。中國共產黨走自己道路。1949年過長江的時候史達林不說支持的話，中國共產黨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打過長江，解放了中國。
1942年3月2日，毛澤東出席中央白區工作會議，在會上談了黨的創立後的經驗教訓，說「中國有兩個教條，一是舊教條，一是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五四運動打破了舊教條的奴役，是一個重大的啟蒙運動。大革命失敗後，我們黨犯了洋教條的毛病」。在改革開放已有三十多年的今天，我們也要開展一場反對以「普世價值」為幌子的洋教條主義的啟蒙運動。要走自己的路，就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弄清改革要依靠誰、為了誰，誰是我們的階級基礎？蔣介石也想走自己的路，他為什麼走不下去呢？他沒有多數人的階級基礎，他的階級基礎就是中國的少數買辦，買辦是靠洋人的支持生活的，他們表面上是坐在中國土地上，但其根部卻是接通到美國的，這樣的基礎當然不牢靠。毛澤東將人民作為新中國的階級基礎，這個國家就立於不敗之地。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這符合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在一次會上有同志說，美國還有發展的餘地，因為它的技術潛力還在，其技術發明還有相當的空間。我說不對，資本發展的空間在於社會勞動可提供的剩餘價值的多少，只有技術而沒有剩餘價值，資本家是不會採納的。當今世界可為國際壟斷資本提供的剩餘價值的空間已經非常小了，以至它們開始剝削到西方國家內部了，殖民地也開始向已開發國家逆推，要不美國人民為什麼要占領華爾街而不去占領白宮呢？這是一個重要現象，值得我們思考。
思考的核心在於是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機械照搬他國經驗問題。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告訴我們，前者是通往勝利的路，後者是通往失敗的路。正如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我們說要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
（張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