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 尤德才：「姓資姓社之爭」可以休了[朗讀]

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優劣之「姓資姓社之爭」」，已經爭論了百年。這個深層次的重大思想理論難題一直嚴重困擾著我們，如何破解。
私有制與公有制、計劃與市場並不是兩個問題，而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面。無主次之分，不存在孰優孰劣問題。類似工具或是方法方式，無所謂好壞，都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所需要的。關鍵問題在於人類社會如何把握和運用，造福人類。我們要把注意力放在關心和研究是事物發展規律，在什麼條件和環境下，利大於弊，以發揮兩者各自優勢，最有效地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二戰之後西方大國卻是大規模國有化運動的浪潮，英國，法國，德國莫不如此。如法國「戰後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期間，經濟增長几乎超過法國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國家得到重建。美國雖沒大規模的國有化，但羅斯福新政以後，進行了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國家高度介入了經濟活動，與今天美國等西方國家倡導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是完全相反。即使到今天，美國的郵局雖然年年虧損，卻仍然沒有私有化。美國這種最開放的市場經濟中，仍有國有組織存在，政府計劃仍在一些部門發揮著重要作用。
與此相反，在最僵硬的統制公有制的計劃經濟中也存在一些私人經濟。計劃中有市場，市場中有計劃，計劃與市場既對立又統一。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純粹的私有制的資本主義，或純粹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純粹公有制社會，或純粹私有制社會很難存在。即使存在也是短暫的，也不利於事物和社會持續和諧穩定發展，前蘇聯式公有制社會就是例證。我們不應把問題極端化，要麼是說得絕對好，或說得絕對壞，或把二者絕對對立起來是違背事實，影響社會和諧與發展。只會造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
極端是麻煩的源泉，極端是毀滅的先兆，物極必反意指危機源於失衡。極端公有制導致喪失個人失去奮鬥的動力；計劃經濟想保證公平，卻難激發效率，最終結果往往全民不富裕；反之，亞當·斯密提倡市場經濟激發了效率，發展「個性」並沒錯，實行「自由競爭」而國富。錯在過分提倡「自由競爭」加大貧富差距而加深和激發社會矛盾，導致失去民眾支持進而引發社會變革。糾纏于姓「資」姓「社」爭論，反而影響社會和諧與發展。
就發展生產力而言，應是計劃與市場，公有制、私有制、混合所有制經濟（如股份制）各種多元經濟、揚長補短，互為競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會有活力，推動經濟不斷向前發展。
任何國家裡，社會政治經濟的需要，造就私企和國企等。正常情況下，私企主要以利潤為主，通過納稅回饋社會。國企主要以公益、國家利益為主，利潤為輔，造福大眾、確保國家安全和利益。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無主次之分。以誰為主，以誰為輔，即多元經濟之間的變化，取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水平，人們價值觀念、社會心理、甚至國際環境等因素。社會如果單純追求某一方面，把它推向極端，都會使它向自己的反面轉化，都會「南其轅而北其轍」。40年中國經濟改革創造了經濟奇蹟說明：我們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沒有錯。
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憲法法律條文敢說自己是「私有制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或「市場經濟國家」，「姓資姓社之爭」是個陷阱，至少是誤導。
譬如，一個沒有股份制的社會是無法想像的，國家也難富強，世界有活力的知名企業為什麼幾乎都是股份制企業？今天，企業形態普遍採用的是股份制。對於股份制企業來說，不能說企業屬於哪一個人私有，而且產權可以通過證券公司交易而隨時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講，對上市股份公司通過全民炒股，企業形態也可能屬於全民所有。你能區分這些國家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嗎？
如何解決公有制和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關係？
迄今為止，人類還沒找到比民主法治體制更具有自我修復、自我控制、自我新陳代謝、自我調節的免疫力祛病功能和機制，更能自動優化調整公有制、私有制、股份制等多元政治經濟之間的比例變化；尋找計劃和市場相結合最佳範圍和兼顧和調和公平和效率之間矛盾。也是解決社會經濟、政治道德等問題和解決各種利益紛爭最佳的社會管理體制。遏制「公有制」演變成了「官有制，「計劃經濟」演化成行政包辦，長官意志帶有濃重封建家長制的色彩。出現專制、假公濟私、貪腐叢生。私有制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甚至殘酷剝削，草芥人命。股份制重融資、輕投資、重圈錢、輕回報，投資者血流漂杵，民怨沸騰。而種下貧富懸殊，社會動盪危機的隱患。
英美日等較成熟民主法治國家是典型主要以「私有制」為主的國家。富豪很多是沒有官僚權貴的背景，「公僕」往往是不容易致富的群體，民主法治是遏制權貴們產生腐敗和剝削有效手段之一。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公平和效率的調和兼顧不比某國差。缺乏民主法治，公有制與私有制、市場與計劃經濟沒有區別，都可能產生剝削腐敗現象，官僚權貴一樣可以笑傲江湖，與「姓資姓社」沒有必然的聯繫。「姓資姓社之爭」可以休了。